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 張鵬禹

抗日戰爭時期，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穿梭在槍林彈雨中，以相機為“武器”揭露日軍侵略暴行，定格下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的姿態。他們就是活躍在抗戰前線和大后方的戰地攝影師。近日，作家海飛的首部長篇非虛構作品《追光者》由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該書深情描摹經歷戰火洗禮的雷燁、高帆、徐肖冰、羅光達、俞創碩等5位戰地攝影師的英雄群像，帶我們重回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圍繞新書寫作對海飛進行了專訪。

問：大家對作為小說家和編劇的海飛比較熟悉，近期出版的《追光者》是一部非虛構作品。這次寫作為何從虛構轉向非虛構，有怎樣的創作契機？

答：2023年初，浙江攝影出版社副總編陳云向我講述了書中第一位男主角雷燁的故事。雷燁的人生很短，年僅29歲就犧牲了。他的經歷以及他的親人延續60年的尋親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突然覺得，虛構和非虛構，核心都是講好故事，這與我一直堅持的“故事海”理念不謀而合。我寫過一些小說，大部分是關于地下斗爭的。而這5位攝影師的人生，對我來說是講好戰爭故事的又一新切口。

所以我想，在廣闊的故事海洋里，是不是可以試著跨越類型和題材的藩籬，直抵交流和理解的中心。寫作之初，我跟隨幾位攝影師的鏡頭看到了他們捕捉到的戰爭與歷史記憶，更看到了人在極端環境下的掙扎、勇氣與脆弱。這些感受，既是個人的，也是群體的——延安、北平、上海、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等一個個地理坐標之上，是5位戰地記者、畫報編輯的付出與犧牲。我也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將士、百姓等不同群體的行動。這些珍貴史實，是這本紀實作品建構之路上堅實的路基，我希望通過我的講述，讓宏大的歷史變得可觸可感，也變得鮮活熾熱。

問：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北平曾舉辦過一次規模宏大的“北平第一屆攝影聯合展覽會”，策展人在前言中提到，“我們當國難嚴重的關頭，所需要新的藝術，當然是以發揚民族精神為前提。”當時的攝影工作者，有很多都從追求詩情畫意和審美，轉而投身抗日救亡宣傳。是怎樣的心理變化，促使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記錄下日軍的暴行和中國軍民的反抗？

答：這種轉變既是當時中國攝影發展的必然，也有個人在時代潮流之下的主動選擇，同時折射出抗日宣傳的實效。攝影師沙飛明確提出“攝影武器論”，助力國防攝影從“暴露現實”這一目標更徹底地轉向“宣傳國難”，產生廣泛影響。而他本人也直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成為解放區第一個以新聞記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攝影工作者。在他的影響下，原本渴望上前線殺敵的羅光達，認識到革命攝影的重大意義，或許也意識到，這不僅是對戰爭的記錄，實際也開辟了另一戰場。而羅光達參與創辦的晉察冀畫報社，又帶動了原本以木版畫等手段宣傳抗日的高帆等人。

另一方面，典賣祖屋前往延安、并自主購置相機的雷燁，以及上海早期“左翼電影人”徐肖冰，他們對抗戰攝影的理解是更自發的。他們都在上海受到抗戰文藝影響，早早意識到相機是一種武器，在抗大的學習中迅速成長起來。雷燁投身冀東，記錄下日軍在“千里無人區”慘無人道的犯罪事實，填補了攝影空白。徐肖冰上海時期的作品大多揭露底層苦難，抵達延安后參與建設延安電影團，與黨的電影事業一同成長。

同樣，從1932年就開始周游中國、西畫系出身的俞創碩，在兩次長達萬里的國難宣傳之旅中，親眼目睹了廣袤國土上滿布的戰爭傷痕，也見證了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的苦難景象。在此驅動下，他以記者身份穿梭于正面戰場，多次出入戰火中心。這一切行動的背后，既可見俞創碩純粹而堅定的抗戰初心，亦可見他深植心底的人道主義精神。

透過這幾位攝影師，我們看到投身抗戰的路徑殊途同歸，我相信，他們的經歷也是當時攝影工作者的縮影。

問：書中的5位攝影師令人印象深刻。雷燁在日寇掃蕩時，為了給鄉親們送信錯失轉移時機，年僅29歲壯烈殉國；高帆16歲看到陜北公學招生啟事后決心奔赴延安；徐肖冰冒著被日軍轟炸的危險拍攝延安紀錄片，記錄下革命圣地的生活與斗爭；羅光達背著槍和戰士們馳騁沙場，拍下白求恩救死扶傷的照片；俞創碩“搶救式”地拍攝戰場，成為臺兒莊戰役打響后最靠近前線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在追尋戰地攝影師革命足跡的過程中，如何看待他們秉持的價值觀和攝影觀？

答：從攝影觀來看，幾位攝影師的經典作品背后，都傾注了職業性的熱愛。他們的作品有一個共性，那就是真實，真實的背后是勇氣與悲憫。比如高帆在1948年的臨汾戰役中拍下我軍爆破手進行連續爆破的場面，在多年后與親人的聊天中，他仍在惦念這群無人生還的爆破手。這張照片成為他們最后的存證，也見證了高帆在生死邊緣按下快門的瞬間。這讓我們看到，歷史是由無數具體的人、具體的抉擇、具體的犧牲連接而成的。

在民族存亡關頭，他們與千千萬萬的戰士們一樣選擇了舍身赴國難，以鏡頭為槍，成為歷史有力的記錄者。而且，他們幾乎都與革命圣地延安有或深或淺的聯系，這也是一種逆境中的“向光而行”。不論是雷燁“一直挺進在極度困難和艱苦的環境”，還是羅光達在得知白求恩身死后的悲傷前行，這一段段朝向光、成為光的旅程，早已超越職業范疇，成為一種生命的態度和價值的錨點。

問：書中提到，在太行山深處的華北戰場，戰地攝影師高帆在一間特殊的暗房忙碌工作，戰場的緊張狀態使他練就了快速配好顯影液、定影液的本領。很多次，他就在老鄉家里把窗戶用被子一遮，借兩個大碗，裝上顯影液、定影液，沖底片、印照片。戰地攝影師們當時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他們如何應對日軍封鎖造成的攝影器材不足的問題？

答：正如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的詩人田間所言：“雷燁詩寫得好，槍法也準，革命就需要這樣的記者、詩人，文藝工作者本來就是一名戰士，沒有什么特殊……”這番話不僅是對雷燁的贊譽，更折射出那一代戰地攝影師首先是戰士的身份特點。他們的工作環境和狀態，也是戰爭時期特有的。

一是隨軍作戰、深入火線。俞創碩鏡頭下重慶遭受空襲的慘烈、長沙大火的悲壯；徐肖冰鏡頭下的“百團大戰”戰斗實況；高帆對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長達十年的影像深耕——無一不是血與火的見證，也無一不要求攝影師與軍人具有同等程度的勇氣與毅力。二是采寫典型、揭露罪行。戰地攝影師往往直面最殘酷的現實，以鏡頭為歷史作證。雷燁兩赴潘家峪慘案現場，記錄日軍屠殺罪行，留下的照片成為民族苦難的視覺控訴。這類工作不僅極具危險，更需道德與意志的支撐。三是在機動中堅持生產。在“掃蕩”與“反掃蕩”的拉鋸戰中，他們常須一邊制作報紙、畫刊，一邊緊急轉移。羅光達等人就長期處于這種極不安定的工作環境中，編刊出報與行軍作戰幾乎同步進行。四是記錄軍民互助、百姓面貌。在破碎山河之間，他們捕捉人的韌性，留存戰火中互助前行的希望之光。徐肖冰鏡頭下，南泥灣從最初的“爛泥灣”到成為陜北的江南，讓我們看到苦難中的希望。

在這些工作中，攝影材料和畫報制作材料的稀缺是常態。當時一卷小小的膠卷，需要用金條來交換，還常常有價無市，運輸過程更是充滿危險。為將膠卷安全送至前線，他們需將膠卷層層包裹，藏入空油桶，再用小船從水路暗中運輸，由武工隊員冒險護送。此外，一旦遭遇日軍“掃蕩”，必須立即組織轉移，工作人員常常不得不將珍貴的照片和未沖洗的膠卷緊急埋入大樹下或野地里，以免落入敵手。這樣的日子，他們堅持了多年。

問：當時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流傳著這樣的民謠：“腰里挎著黑匣子，他為軍民留影子，軍民看了照片子，齊心抗日打鬼子。”你認為，戰地攝影師對抗戰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書中收錄了哪些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照片？

答：戰地攝影師對抗戰的貢獻是無法量化的，通過他們的艱苦工作，戰場與后方、苦難與犧牲、堅守與抵抗，得以被串聯成一條清晰的動線，最終讓一個時代的奉獻與抗爭，有了具體可感、震撼人心的視覺呈現。他們拍攝的許多照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比如俞創碩拍攝的一張名為《平型關大捷后歸來》的照片，忠實記錄了1937年平型關大捷后，八路軍戰士帶著戰利品凱旋的場景；1939年，羅光達鏡頭里的白求恩大夫為八路軍傷員治病，定格下人道主義的大愛……他們無不用影像抵抗遺忘，用鏡頭傳遞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