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網評論員 陳婉揚

隨著地方兩會的陸續召開，職工的普遍訴求如何轉化為人大代表建議、政協委員提案，影響政策制定與優化，引發廣泛關注。

據《工人日報》報道，近日，在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坂田街道“代表之家”的“代表+工會”跨境電商職工專場議事會上，職工代表向人大代表發出“求助單”；在北京，市政協工會界的委員們在市總工會12351職工服務熱線大廳值守，將職工的“急難愁盼”轉化為高質量提案帶上即將召開的北京市兩會……這些做法，為職工群眾開辟了一條民意與政策的“直通車”。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報道中的工作機制，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已在兩地形成常態。得益于此，職工的訴求被及時傾聽，也得到了有效回應，一些共性問題轉化為可落地的建議與提案，推動了制度層面的研究解決。從報道中可知，今年已經是北京市政協“帶著職工心聲上兩會”熱線活動的第20年，活動形成了“傾聽訴求—調研梳理—提案轉化—協商推動”的良性閉環；深圳龍崗區的“代表+工會”機制經過近4年探索，也逐步形成了議事共商、權益共護、陣地共建、資源共享四大實踐路徑。正是這些常態化的機制安排，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職工“代言”成為可能。

事實證明，這樣的舉措成效顯著。例如，2024年，北京退休職工在熱線活動中反映醫保康復支付問題，政協委員據此形成《關于調整康復及理療醫保支付時限》的提案，得到相關部門高度重視并推動解決，切實惠及職工群眾；深圳龍崗區成立了人大建議工作專班，2025年以來，已組織代表參加議事活動49場，解決職工訴求400余件，其中58件職工集中反映的問題轉化為人大代表建議……這些成果表明，建立暢通穩定的職工訴求表達機制，能有效促進“職工呼聲”與“政策優化”的良性互動，切實提升職工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進而言之，在常態化工作和治理實踐中，把職工訴求送上民意“直通車”，也是工會組織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的重要體現。工會組織有扎根基層、緊密聯系職工群眾的天然優勢，可以形成較為完善的訴求梳理、分類研判機制，并與相關部門形成聯動，推動職工訴求從“問題清單”轉化為“制度清單”，促進政策優化與公共服務提質升級。

近年來，類似的探索不斷涌現。2025年，山東濰坊建立“人大+工會”協同聯動機制，人大代表走進工會驛站，面對面和職工交流問題；在浙江，寧海縣岔路鎮高壇園區工聯會與企業、政府、人大、政協等協同聯動，分類處置職工訴求，一些跨區域、跨部門的難點問題，通過人大建議、政協提案形式提交至地方兩會；在福建廈門，市人大、工會、人社等部門深入一線調研，廣泛傾聽騎手心聲，讓騎手聲音在相關規定中有了“回音”……“娘家人”聯手“代言人”，民意與政策的通道被順利打通。

隨著發聲渠道日益拓寬、相關制度持續完善，廣大勞動者的聲音越來越多地進入公共輿論空間，甚至在全國兩會上引發關注和熱議，諸多勞動者的“急難愁盼”有了回響——“娘家人”功不可沒。把傾聽落到日常，把回應融入機制，讓更多職工呼聲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民生福祉，各級工會還需繼續擔當作為，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