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和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人數大規模增加，催生了多種平臺用工形式，突破了傳統用人單位的勞動組織模式，在增進勞動效率和服務類型的同時，也暴露了勞動權益保障不足的短板。部分在平臺自主接單、靈活就業的勞動者因不存在勞動關系，無法納入勞動爭議處理的規范化程序。還有部分勞動者即便符合勞動關系要件，但考慮勞動仲裁、訴訟的周期和成本也易于選擇放棄維權。此類糾紛通常具有額度小、人數多、共性強的特點，如果沒有及時干預處置，可能累積為行業性、群體性勞動風險。

為解決上述問題，日前，人社部、最高法、全國總工會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工作的通知》，探索構建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多元聯合調解工作模式。明確了新工作模式下的任務目標、職責分工和機制流程，將新時代“楓橋經驗”貫徹落實到調解工作全過程，補足新就業形態勞動風險管控和勞動權益保障的制度短板，全面提升此類勞動糾紛調解的便捷性、及時性和有效性，對于保障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維護勞動關系和諧與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工作模式旨在實現公共調解服務的有效供給，給予勞動者快速獲得權益救濟渠道，便利平臺企業和用工合作企業化解矛盾并改進自身業務模式，更好地協調用工效率與勞動保障的關系。據此，一站式糾紛調解機制整合和調動現有糾紛調解資源，從多層面、多角度對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調解中心等調解組織賦能，以“做加法”的方式凝聚合力，探索出適應新業態特點的糾紛解決新路。

第一，發揮多部門聯動合力，對調解組織職能“做加法”。在不增加機構和編制的前提下，一站式調解工作模式依托現有勞動人事爭議調解載體，打破部門分工藩籬，吸納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門、工會、工商聯、企業聯合會等單位的糾紛調解能力，進一步將勞動爭議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融合為“涉勞動大調解”，既能夠有效發揮勞動爭議調解人員的專業能力，又能夠通過行業參與掌握新就業形態的規律和特點，將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到具體勞動糾紛案件的調解中。

第二，發揮多渠道辦案合力，對調解流程優化“做加法”。一站式調解不僅有線下調解中心，也有線上調解平臺。基于勞動糾紛“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勞動者可根據其自身情況選擇適當的調解渠道。這一制度設計充分考慮到新就業形態中廣泛存在的糾紛發生地與主體登記地分離情況，保障勞動者不因工作地點和從業領域轉變而喪失調解維權渠道。同時，面對模式復雜、類型多樣的新業態用工實踐，一站式工作模式抓住勞動糾紛易發多發的主要類型，重點突出“勞動報酬、獎懲、休息、職業傷害”等基礎性權益，將優勢資源投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夯實勞動保障底線。

第三，發揮多程序銜接合力，對調解協議保障“做加法”。一站式工作模式通過調解與仲裁、訴訟銜接的機制促進調解協議履行。一方面，對于小額的勞動待遇給付糾紛，調解組織通過自動履行激勵機制，引導當事人立即履行，同步完成糾紛調解與權益落實。另一方面，對于不能當場履行的糾紛，調解組織引導當事人依法對調解協議申請仲裁審查或者司法確認，賦予自愿履行性質的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將多個勞動糾紛處理程序塑造為邏輯統一的整體，最終落腳在“抓前端、治未病”這一社會矛盾防治的根本目標上。

縱觀一站式調解工作模式，其能夠發揮多項合力、構建應對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的有力機制，源自勞動人事爭議領域持續推進的多項改革。面對數字時代的新情況新問題，制度建設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長期探索的經驗總結。勞動人事爭議主管部門對現有制度資源的整合創新已經逐漸顯現出體系化的實施成效，多頭并進的改革措施正融合成為適應本土國情的勞動糾紛綜合治理新機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