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活在算法里，但不能活在算計中。算法作為一項服務于人、服務于社會的技術，算法治理最終要落實到保障用戶權利上。期待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及業內人士積極探討，提出更多有價值的建議和探索方向。

經常接受較遠接駕距離的網約車用戶，下次派車單顯示的車大概率挺遠；如果叫不到網約車經常加錢，叫到性價比高的車的幾率貌似減少；刷短視頻的用戶，好像永遠能無止盡地刷到自己喜歡的內容……據近日澎湃新聞網報道，2024年全國兩會拉開帷幕，有全國政協委員在調研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體系的提案，強調完善對算法的監管至關重要。

網約車越派越貴、短視頻一刷就停不了……對其背后的算法，公眾并不陌生。之前，“大數據殺熟”是不少人對算法的切身感受。比如，平臺老顧客看到的商品或服務價格比新顧客更貴，用兩部手機在同一平臺同時搜索服務卻顯示價格不同等。同時，公眾對算法的另一個典型槽點是“外賣小哥困在系統里”，此事一度登上社交媒體熱搜榜。

在人工智能時代，很多人不得不在各種應用場景里接受算法。在一些質疑、抱怨及討論聲中，有關方面出臺措施，比如，明確信息收集處理需秉承用戶知情同意原則，且對平臺過度索權進行約束，有些平臺也為用戶推出關閉算法服務選項，等等。這些都旨在約束平臺使用數據的權限，保護用戶信息安全，引導算法“向善而生”。但總體看，公眾不滿的情形依然存在，尤其是隨著ChatGPT、Sora引發全球人工智能熱潮，算法技術全面步入應用階段，諸如算法歧視、算法黑箱、信息繭房、算法霸權等問題更需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首先，算法本身具有相當的復雜性，想要理清機制并創建相對公平的規則，不是易事。正如上述新聞所述，“網約車后臺有上億參數，調整哪些參數可以達到一個更公平的結果，連技術人員都說難”——類似問題在各種APP上廣泛存在。

其次，針對新事物，政策和監管規定具有一定滯后性，相關法律多為框架化、倡導性原則，往往導致算法治理內容與違法侵權之間未形成充分對應關系。

再次，在實際案例中，算法侵害的認定和維權較難。算法提供者擁有信息資源和技術優勢，監管部門對其具體機制和決策過程“理解難、取證難”，進而執法“認定難”。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必然會帶來新的挑戰，比如一些技術可以自主學習迭代，而現有監管體系和監管技術很難及時覆蓋，從而產生監管真空。

正因算法技術難以被具象理解和有效管理，其運行密碼又掌握在專業互聯網公司手里，所以，如何完善監管措施、提升監管效率、激發算法向善，是對監管者的一大挑戰。

為此，近年來有關方面不斷探索治理舉措。比如，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算法取中”，要求合理確定訂單數量、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推動平臺企業合法規范用工、科學調整算法、完善勞動定額標準”寫入中國工會十八大報告；有外賣平臺上線對外賣騎手約束相對寬松的試點，等等。

然而，要從根源上減少算法技術的負面影響，還需進一步完善治理格局。這也正是近幾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及業界人士達成的共識。比如，有代表委員建議完善當前由網信、工信等部門參與的算法治理聯席會議制度；借助市場專業力量參與監管流程，補齊監管技術短板；探索用人工智能技術加強對算法的“技防”“技監”，提高監管效率；讓平臺企業把算法的邏輯過程解釋清楚，平衡技術和道德倫理、社會影響等因素；拓展維權路徑，創新責任認定模式，增強用戶維權力量……

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活在算法里，但不能活在算計中。算法作為一項服務于人、服務于社會的技術，算法治理最終要落實到保障用戶權利上。期待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及業內人士積極探討，提出更多有價值的建議和探索方向。以更加專業、有效的治理舉措，引導算法“向善而生”，放大算法技術的正向價值，是我們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