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工智能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應用正得到迅速推廣。據1月25日《工人日報》報道，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法律機器人在一些地方開始上崗，從事便民咨詢服務。這給普通勞動群體尤其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帶來了便捷、經濟的法律服務。

對這些新生事物，人們在熱情擁抱、接納它們的同時，也需要考量其是否存在法律風險，如何更精準服務需求顯著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進而不斷提升其服務質效。

“請問你簽訂勞動合同了嗎？”“工傷鑒定幾級？”……在過去，像這樣專業的問題只有律師才會提出。而如今，法律機器人也可以為普通勞動者提供專業的法律咨詢意見。不僅不用花一分錢，而且不到10分鐘，法律機器人就出具了一份咨詢意見書。連律師都表示這樣全面的咨詢意見書，至少需要耗費專業律師1天的時間。

更值得勞動者欣喜的是，這一便捷法律咨詢服務被不少地方的總工會引進，為當地民眾提供免費咨詢服務。

互聯網時代，在網絡上尋求司法服務的人數日益增長。究其原因，除了人工智能具有更高效、便捷的服務能力以外，還有就是隨著法制觀念的普及，勞動者維權意識越來越強，對法律咨詢服務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而我國有14億人口，執業律師卻只有50余萬人，遠不能滿足大眾的法律需求。尤其是在一些偏遠地區，受限于咨詢服務場所有限、咨詢費用較高等現實困境，因此，法律機器人的出現無疑為需要法律咨詢的普通勞動者提供了更加及時、便捷的服務。

尤其是各地工會對AI法律咨詢服務的大膽引進和嘗試，不僅方便廣大勞動者及時、免費維權，也為未來人工智能應用提供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這類人工智能咨詢可以是一臺機器擺在民眾服務大廳，也可以是一款軟件、一種服務出現在電視上、手機端，隨時接受民眾的詢問。

近年來，隨著平臺經濟的迅速發展，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大幅增加。由于用工方式更靈活，勞動者的工作自由度、自主性空前提高，這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從入職、工作到離職，每個環節都不受傳統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的約束，發生勞動糾紛的情況也更加復雜多樣。例如，當快遞小哥想要加入某平臺進行網約配送服務時，面對他的是一份電子合同，這份合同怎么簽、哪些條款會涉及快遞小哥的權利義務，通過人工智能法律咨詢服務，快遞小哥可以隨時隨地了解合同的內容，明白自己的權利義務，更好地避免日后發生勞動爭議的可能。

可以說，AI智能法律機器人的出現，正在給法律行業帶來一場巨大的變革。這場變革不僅出現在法律咨詢方面，在司法審判領域，也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發生了改變。目前，各地司法系統推出的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慧法院”就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應用。人工智能法律機器人不僅是民眾身邊的“法律顧問”，也是司法從業人員的“得力拍檔”。

但是，法律不僅是一個個成文的死板法條，在具體案例中，還應該加入倫理道德等人的情感需求。人工智能可以讀懂一部法律，可以整合多個司法案例，但是，目前仍不清楚在具體案件中情感、倫理的數據積累情況，所以很難確信機器人可以高效平衡人類的復雜情感和法規適用。

此外，面對普通民眾相對不專業的表達方式，目前市面上的法律機器人能否準確理解咨詢問題，并給出精準的答案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而要發展新技術，就要考慮開發成本。一般而言，對新技術的開發投入越大，AI智能服務的使用效果也會越好。如何平衡新技術在開發成本和公益服務之間的利弊，這不僅需要研發團隊權衡，也需要相關部門的支持。而對于新技術的發展，如何采取適度監管措施，鼓勵技術創新發展的同時，做好版權保護也是有關部門需要考慮的問題。

目前，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務上的應用雖然才開始不久，但這一新技術的應用已經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并且可以相信它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應用也將越來越廣泛。甚至我們有理由期待，未來人工智能律師將會具備執業律師的能力，為普通勞動者提供更加專業、經濟、便捷的法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