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 點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一環是最大限度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消除勞動者在產業創新中的后顧之憂，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平衡勞動關系雙方的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位列各項工作任務之首，地位凸顯。

政府工作報告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路徑歸納為“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三個方面。其中，“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提出實施制造業技術改造升級工程，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促進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弘揚工匠精神等部署；“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提出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優化產業投資基金功能等要求；“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提出支持平臺企業在促進創新、增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以廣泛深刻的數字變革，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勞動力是生產力諸要素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發揮好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貢獻的體力、智力和生產技能的作用，是落實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和要求的重要渠道，因此，要為勞動者投入資本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創造有利條件。在此意義上，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一環是最大限度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消除勞動者在產業創新中的后顧之憂，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并在此基礎上平衡勞動關系雙方的利益。勞動法是“人法”屬性強烈的法律部門，其通過保護作為法律主體中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使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立法目的得以實現。因此，勞動法的價值理念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在本質上是相互促進的，應當通過發揮勞動法的規制功能，助推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結合前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三項內容，筆者認為，可以在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勞動者股權激勵、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三個層面完善我國勞動法律法規體系，服務于發展新質生產力。

首先，在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層面，應大力構建與制造業技術改造升級以及弘揚工匠精神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作為我國新型工業化體系建設重要推動力的新質生產力，主要應用領域是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轉型和升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應協調產業發展需要和就業市場需求之間的關系，運用法治思維培育就業服務主體并創造良好的就業市場服務環境。在勞動者的微觀視角下，更強調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而在國家的宏觀視野中，除了通過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擴大就業之外，還應將促進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相協調，將打造一支與產業發展相匹配，即與現代科技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熟練掌握新質生產力資料，能夠承擔打通技術突破和發明創造“最后一公里”重要任務的產業工人隊伍，作為勞動力市場促進立法的基本原則。

具體而言，應當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目標，依據就業促進法頒布一系列法規政策，建立起覆蓋政府就業政策、產業工人職業教育、技能培養、就業服務和管理全流程的制度體系。在各個流程中，出臺符合制造業技術改造升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培育壯大、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部署的促進措施。例如，將統籌協調產業政策與就業政策作為重要職責，通過鼓勵投資、稅收減免、安排專項就業資金增加新質生產力相關行業的就業崗位；鼓勵職業院校、職業技能培訓機構與相關行業企業加強聯系，培養掌握相關技能的產業工人；在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公共就業服務中，以新質生產力行業企業的職業指導、介紹為重點導向，對提供相關服務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給予補貼等。

其次，在勞動者股權激勵層面，應積極完善鼓勵勞動者參與企業投資以及股權爭議處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新質生產力發展領域主要集中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政府工作報告中重點提到了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產業。這些產業在勞動力和資本結合方面具有共同的特點，即企業發展更加依賴高素質、高技能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可替代性低，但若流動性較高，則不利于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另外，由于發展前景良好，較之傳統第二產業企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青睞。一方面，高技能勞動者傾向于以知識或知識產權、技術訣竅作為資本股份投入企業的生產經營，另一方面，企業也希望通過給予核心員工股東權益，讓其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激發其積極性，實現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目標。

然而，我國現行勞動法律沒有區分持有企業股份的核心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在股權爭議領域統一適用勞動法，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統一適用帶來的不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的弊端，理論界也提出了區分股權爭議中的勞動爭議和民商事爭議的主張，但現行法律和司法政策尚沒有具體解決方案。2023年底，最高法發布《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二）（征求意見稿）》，其中第一條擬將單位基于勞動關系以股權激勵方式為勞動者發放勞動報酬，勞動者請求用人單位給付股權激勵標的或者賠償股權激勵損失發生的糾紛確定為勞動爭議，行使股權發生的糾紛作為普通民商事爭議，對實踐難題作出回應。未來還應進一步劃定給付股權激勵標的與行使股權的界限，實現勞動法對勞動者工資報酬發放的保障以及在企業資本運作方面內部利益的平衡，為股權爭議頻發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企業生產經營保駕護航。

另外，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層面，應探索完善發揮平臺經濟就業促進功能以及相關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措施。平臺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勞動就業領域帶來了新型勞動關系和規模日益龐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何認定新型勞動關系的法律性質并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合法權益在根本上影響平臺經濟發揮“就業蓄水池”和“穩定城市消費服務”的功能。

在發揮平臺的就業促進功能方面，應將平臺就業納入就業促進法律政策框架，通過頒發政府規章和司法政策的方式擴大就業促進法中就業服務和管理措施的范圍，同時要求平臺企業以合理方式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和繼續教育培訓，增強其就業創業能力。

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特別提到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2023年4月，人社部、最高法聯合發布第三批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及相應勞動者的基本權益，為開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指明了方向。未來應進一步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身份認定標準，并通過立法賦予相關就業人員與法律身份相符合的勞動權益。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全總工會理論和勞動關系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