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網記者 朱潔英

“才20000元？計件數量不對！我們的工資應該有30000多元！”

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某工程項目順利完工，6位農民工在核算工資時，一位年紀較大的農民工對勞動報酬金額提出質疑。工程項目方對此并不認可。

2023年11月20日上午，這6位農民工來到盤龍區總工會職工服務中心尋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員了解基本情況后，立即派出工會調解員跟他們到工地核實。

“工程項目部負責人承認，這些農民工確實在他們那里做木工，但工資不是他們所說的三萬多元，而是只有兩萬元。”工會調解員說。

工會調解員要求項目部提供2萬元的結算依據，項目部拿不出來，卻堅持只能給農民工結算2萬元工資。

溝通失敗后，盤龍區總工會立即聯動當地監察部門，對該案件進行調解。

第二天，盤龍區總工會聯動盤龍區勞動監察大隊共同來到工程項目部辦公場地。

勞動監察大隊單獨約談項目部負責人，對公司是否規范用工進行核查。“農民工是怎么喊來的？”“用工合同是怎么約定的？”“工資是否按規定發到工人的銀行卡？”……面對監察人員的步步追問，公司用工不規范漏洞越來越大，項目部負責人自知理虧，態度開始緩和。

監察人員乘機追問：“該部分項目款項到底有多少？”

“30000元左右。”項目部負責人終于頂不住，松口了。

“接近了。一聽就知道，其實已經有調解的結合點了。”工會調解員說。

此時，項目部負責人仍堅持應付工資金額不是農民工提出的3萬多元。“到底是多少？必須算出來！”最終，按照口頭約定的單件金額，以及最終完成的計件量，經過項目部重新核算，工資重定為28400元——與農民工的訴求有差距，但是接近了。

與此同時，工會調解員在另一個辦公室對農民工的證據進行梳理。交談中，他發現一個大問題——有效證據太薄弱。

“他們把聊天記錄拿出來給我看，但聊天記錄中連用工規定都沒有，只有一個工作完成進度表，這些只能作為輔助證據。”這讓工會調解員有些擔憂，“如果對方說‘我不認’，他們提出的證據支撐力就會非常低。”

在維權糾紛中，什么樣的證據才是有力的？

“蓋有公章的原件，或者親筆簽名，這些才是最好的。”工會調解員分析道。

即便如此，工會調解員依舊給農民工提供維權底氣。“如果案件涉及司法，工會可以提供符合條件的法律援助。”

近幾年，盤龍區總工會持續探索“工會+”維權模式，其“工會+仲裁+法院+監察”的維權調解模式，有效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而盤龍區總工會與盤龍區司法局共同推出職工（農民工）維權崗，為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職職工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如果案件真的需要對簿公堂，如工會調解員所言，工會確實能提供相應援助。

但他同時也坦誠告知：“由于現有證據材料薄弱，打官司的風險不小。”

監察人員跟項目部溝通之后，工會調解員將最終核算工資告訴農民工。“經過此前的溝通，其實他們心里基本能接受這個價錢。”工會調解員為農民工們騰出私人空間，讓他們單獨商量。

最終，6位農民工達成共識——接受28400元的工資。

在盤龍區總工會和盤龍區勞動監察大隊的共同努力下，6位農民工和項目部負責人終于聚到一起，接受調解。按約定，項目部需在1個月內將28400元工資結算給6位農民工，農民工再按各自的工作量劃分。

“其實項目部還是認可他們幾個人的，而農民工心里也知道對方做出了讓步。”工會調解員說，經過調解，雙方互相各讓一步才讓糾紛快速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