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沈唯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適應學齡人口結構變化，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列為重點任務，相關內容迅速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民生話題。而熱議背后，是我國學齡人口變化對教育事業發展的影響日益突出：學齡人口總量顯著下降，并在學段上呈現“排浪式”變化，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學齡人口將在未來幾年內錯位達峰。

事實上，早在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就已提出“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基礎教育資源統籌調配機制”。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高杭看來，這兩種表述都指向了人口“快變量”對教育“慢變量”的沖擊。如何應對這種沖擊，需要全社會和衷共濟、協力破題。

著力解決突出矛盾

教育資源通常指用于支持教育服務的人、財、物、信息等。其布局結構既受學齡人口分布情況的影響，也與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重點等因素密切相關。其中，人口是教育資源配置的重要參考因素之一。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區域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建民總結，當前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面臨學齡人口快速流動與教育資源本身弱流動性的矛盾、縱向分層管理體制與跨區域資源需求不均衡的矛盾，以及“排浪式”學段需求變化與配置標準差異之間的矛盾，并最終體現為學段教育資源不均和區域教育資源不均這兩大問題。

遼寧省海城開發區實驗學校學生在化學實驗室內做實驗。新華社記者 吳青昊攝

“目前，小學階段學位相對富裕，初中和高中學位則相對緊張。但將閑置的小學階段教育資源轉化為中學階段教育資源，需要進行大量適配性改造。小學階段的過剩師資，短時間內也難以通過職后培訓等方式，滿足中學對教師的需求。”李建民說。

高杭分析，在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區域教育資源不均問題日益突出。由于大量生源正向城鎮集中，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村寄宿制學校的生源總體上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城鄉間、區域間的分化越來越明顯。

應對人口結構變化，李建民提出，要科學做好學齡人口的前瞻性預測，對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學齡人口變化提前做好總體預判，以便及時調整教育資源；此外，要加強省級和市級層面的教育資源統籌調配，在縮小縣域教育差距的同時，打破編制、經費等資源流動的行政壁壘。

高杭還特別提到，教育發展與人口變化之間存在雙向作用關系。“比如近年來國家推廣免費學前教育等措施，希望通過教育改革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高杭認為，雖然教育規模受人口因素影響，但作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也會反作用于人口。因此，學齡人口預測要置于“教育—人口”雙向互動的系統框架中，基于政策反饋進行動態耦合分析。

需兼顧眼前與長遠

李建民告訴記者，我國初中階段的學齡人口將在今年迎來高峰，高中階段的學齡人口預計在2029年達峰。在這種背景下，教育資源配置需要將短期需求與長期發展相結合。她提出，高中階段教育要實現平穩度峰，應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要在保障辦學質量的前提下，積極推進現有學校挖潛擴容、增加學位；另一方面，應科學規劃新建部分高中學校，合理規劃學校規模。

教育供給側改革具有鮮明的長周期特征，且需要的配套條件眾多，包括校舍建設、教師編制、財政支持、教師培養等多方面保障。高杭認為，推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除了解決當下的問題，更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例如，未來一段時期，基礎教育階段的主科教師會相對過剩，而科學教師、心理健康教師等則會出現短缺。要解決這一問題，既要盤活存量，也要做好增量。

“在優化存量方面，我們要把現有的學段分段教學模式轉化為整體教學模式，增強教師的跨學段教學能力，探索貫通式一體化培養模式。在增量上，我們要培養更多具備跨學科教學能力的全科教師，讓教師實現‘一專多能’。”高杭說。

甘肅省定西市漳縣鹽川學校的學生在AI課堂上與志愿者互動。新華社記者 陳斌攝

此外，基礎教育階段學齡人口達峰，勢必對未來高等教育規模產生影響，因此，對于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也要進行前瞻性謀劃。高杭舉例，針對我國研究生教育和“雙一流”高校人才培養規模占比偏低的問題，當下迫切需要調整優化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結構，通過擴大優質本科招生規模、積極發展研究生教育等舉措，實現提質擴容，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針對發展渠道趨同、評價標準單一、辦學特色不夠突出等問題，教育部日前宣布啟動“雙優”工程，面向應用型高校實施高水平建設，這與面向研究型高校的“雙一流”建設和面向技能型高校的“雙高計劃”共同構成三類高校分類發展、特色發展的基本格局，體現了以分類管理促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政策導向。

重視教育內涵質量

面向“十五五”，李建民認為，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必須與城市更新、人口發展深度協同。例如，建立“人口—空間—教育”聯動規劃機制，強化各領域信息互通共享，精準預測學齡人口，將學位需求測算細化到社區、街道；建立全學段學齡人口變動監測系統，提前3至5年進行學校建設與資源調整布局。

“在優化教育資源布局結構時，還應強化分區施策。針對人口流出地區，要結合城市更新需要，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提高鄉村寄宿制學校辦學水平；針對人口相對穩定地區，應通過集團化辦學等方式著力提升教育質量，增強教育黏性；針對人口流入地區，則要適度超前規劃，以需定供，引入優質教育資源，從源頭上提供保障。”李建民說。

高杭則提出，優化教育資源布局，要從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等多方面進行綜合改革。例如，在保障流動學齡人口入學方面，一些地方正從以戶籍為主要依據的模式，逐步過渡到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常住人口為參照的模式。而在財政保障體制方面，自2016年起，我國已建立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和“兩免一補”資金“錢隨人走”的機制，但教師工資、基建經費等尚未實現“隨人走”。高杭認為，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推動建立更完整的“錢隨人走”機制，將教育經費配置與常住人口規模掛鉤，突破跨省財政協調、教師編制統籌等體制性障礙，逐步緩解生源流出地與流入地之間的財政矛盾。

從“基本均衡”到“優質均衡”，是對教育資源布局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新時代教育發展的重要命題。李建民表示，兩者最關鍵的差別在于對內涵質量的強調和重視。這就要在教育資源配置上發揮學校標準化建設的作用，著力縮小校際、城鄉之間在生均經費、校舍、設備、信息化條件等方面的差距。同時更要積極推進優質師資均衡配置，以骨干教師常態化交流輪崗等方式，讓每所學校都能獲得穩定的優質教師資源。

“調整教育資源布局結構，本質上是以供給側改革為牽引，推動教育供給在規模、結構、質量等多個維度與時代變革要求、民眾教育訴求和國家戰略需求動態適配。”高杭表示，要達到“優質均衡”的標準，不僅要考慮師資、經費、設備等客觀教育資源配置，也要從學生主體的獲得感出發來衡量。“我們的目標是既要滿足時代的發展要求，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更要回應民眾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訴求。”高杭說。